题记：任正非引用一个外国将军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讲台上完成的，最廉价的国防是教育。”
一、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政治意义看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从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看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从民族根本利益长治久安的文化机制、模式看意识形态建设必要性。
1、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大国际运动。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大“国际运动”。19世纪兴起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性的)，20世纪兴起的是所谓的国际文化“普世价值”运动(隐性的，实质为文化霸权主义运动)。与马克思在19世纪发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一样，20世纪西方的学者发现了文化价值，并由政治家转换为国家文化战略，我把它称为是“政治文化学”。这两场运动对一些国家或民族来说是一场大动荡。19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苏联，而20世纪西方国家文化战略则解体了社会主义苏联。特别是20世纪这场政治文化学下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到今天愈演愈烈，其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较量。
20世纪这场发起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运动，随着美国以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杜勒斯和布热津斯基等人“和平演变”的鼓噪，其“国家文化战略”上的最高表现，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写的《1999不战而胜》。不要天真地把这些喧嚷当成是所谓的学术理论宣传，其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实际行动。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签署了秘密的总统75号训令，即颠覆共产主义国家。由此，特别拨款8500万美元在未来两年内培植“第五纵队”。另外还拨款1780万美元控制相关国家的工人运动，拨款550万美元用于出版和发行批驳“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印刷品。其最大的收获是，甚至连美国人都没想到，最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成了“第五纵队”成员。正是这位戈尔巴乔夫帮助西方完成了颠覆苏联的苏东剧变。
实际上，当年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对此已有洞察，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59年11月12日杭州会议，毛主席提醒说：“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事实的确如此，美国统治者高层不打自招。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声称，“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二战以后，东西方较量的主战场已由军事冷战加意识形态战，转化为经济热战加意识形态战。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伊始就拉拢和强迫西方阵营对中国进行“结盟冷战”。默克尔表示，“结盟冷战”，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外交上的一个新型的提法。它是“一个国家反对另外一个国家崛起的，最赤裸裸的表述。”西方的“特洛伊木马”已经开始发力，从乱港份子的疯狂打砸抢烧杀，让我们看到“原本隐性”的意识形态战从未有过这样地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喧嚣，这虽然不是最后的决斗，但是对其最后的挣扎不能掉以轻心。这个逻辑切换，不是比谁更强大，而是比谁先出错，特别是出颠覆性、重大战略性错误。尤其是意识形态这个最核心的战略根基，容不得分毫动摇。2013年10月08日习近平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一部世界史，就是四大文明流域的交融与较量、民族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在相对野蛮阶段，是以军事征服和杀戮为主要手段。在相对文明阶段或者遇到相对强大的对手时期，是以思想意识形态征服为主要手段。最后所有真正的征服，都是文化的征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源于文化思想认同。政治和军事只管人的行动，而文化才管人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各国较量的最终结局，取决于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国家、民族最核心的安全底线。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很好地解读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且不说西方“普世价值”是否成为世界共识，仅看看推崇西方“普世价值”的国家导致那么多战争，不管是中东的炮火，还是乌克兰的内乱，甚至香港的“占中”“暴乱”，背后都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干涉势力身影。其实质是什么?请听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心里话：“如果超过十亿中国公民有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同的生活模式，我们都将陷入痛苦的时光，地球就不能维持它。”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崛起，2010年1月，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称，“美国绝不能接受第二名”。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以来首场总统新闻记者会上露骨地表示，在自己任期内绝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奥巴马和拜登的言论，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真实想法，而二战以后的国际斗争，就是美国不断打压别国的历史。他们的所谓“全球化”，其本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殖民地，供他们剥削和消遣。他们普适观的核心定义是，人类是不平等的白人至上的价值观，尤其第三世界的人是不能平等享受地球共同资源的。
再看看到处破坏国际秩序、兜售“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是如何普世的。面对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特朗普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全球产业链当中试图以国家或行政的力量切断其他国家产业链的种种做法，他们的“动物性竞争”已脱离了人类发展的正确轨道，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要保持霸权主义的既得利益。
在这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中，西方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左右人类进步历史的进程。我们的研究成果发现，19世纪、20世纪世界的两大“国际运动”，最后都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总结和成功实践，成为号召并影响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我们看到，黄河文化、炎黄文化孕育下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有一个跨越古今的目标，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对世界未来的描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中国提出的普世价值是“和平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开启千年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即对全世界各民族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场“国际运动”的结果，必然是历史正确、道义正确的一方，最终取得正义胜利，和平胜利，人民胜利。
二战以来，全球的主题就是一个，即“国际化”，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是围绕“国际化”展开的。科技的大发展，给“国际化”插上了翅膀。当今世界，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此。在这个大格局下，百年巨变就是“国际化”新的路径和核心价值观的选择。西方“国际化”的实质是人类命运差异化即殖民主义化，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化”的新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场正在进行的“国际运动”较量中，我们看到，国家之间，10年之争，拼的是领导人的能力与魅力;50年之争，拼的是国家战略;百年之争，拼的是民族性格与精神，即意识形态建设。一切取决于国家和民族的高质量发展，即对社会综合实力的要求。经济是基础，最终看文化。中华民族这个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意识形态基因和符号是源于炎黄文化、炎黄精神的奠基。我们用红黄绿生命三原色来概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特色。黄河文化、炎黄文化是我们黄色文化的底色，“四个自信”是我们红色文化的胎记，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绿色文化的调性。
继“抗美援朝”伟大胜利后，中国在这次“全球抗疫”中再次证明，中国是一个不可以作为对手的国家。中华5000多年文明，民族意识形态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历经100年血与火的淬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70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优势，给迎接西方的挑战和应对百年巨变打下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2、站在世界历史百年巨变、千年发展大周期的新起点上，看民族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2021是新时代的开局之年，世界依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在全球遏制。后疫情时代的中华民族，除了面对自然灾害和经济形势的挑战，还要面对文化形势的挑战。在参与自然生态的较量中，人文生态的较量也不能忽视，特别是“民心建设”仍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当下中国，虽然有着9100多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心是中坚力量，但是，14亿民心的塑造依然不容忽视，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前苏维埃失去民心毁掉苏联的绞痛，依旧历历在目。好在大是大非面前，14亿中国人民还是坚定地跟9100多万共产党员同心同德，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长治久安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理论指导下选择进步道路的优秀政党，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充分调动、发挥了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夺取了战胜敌人的伟大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心民心建设这个根本，在危难时刻彰显出了无穷的力量。尤其是党的成熟、坚强、有力，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在当下全球疫情和政治、经济、军事冲突的严峻局面下，中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可以维持正常地运转，吞吐消化经济困难的能力举世瞩目。中国之所以在双循环下具有不坏的金身，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优秀政党的领导是最为重要的底牌。这就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胜利。四个自信的本质是文化自信。没有这个中国力量，我们的国家就是被西方剪羊毛的加工场和垃圾场，我们的人民就是被西方割韭菜的打工仔。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党领导下14亿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之上的。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奉献的威力与魅力，让全世界“茅塞顿开”，中国智慧下中国版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悄然到来。然而，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公开较量早已开始，疫情并没有阻挡西方少数顽固“自恋”者意识形态的恶意狂吠，战斗正未有穷期。从20世纪起，不同意识形态设计的较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诡计，世界级的“大战较量”上半场，以苏联解体为阶段性标志;到21世纪，这场较量的下半场还在如火如荼。这场较量将是长期的、艰苦的。确保不败的决定因素是人，尤其是全体“接班人”，即民心。
然而，之所以称为百年巨变，是因为从时间到空间、从生物到科技，将发生地是多维的、深刻的变化。百年巨变对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思想基础是否牢固是个巨大的考验，这个思想基础就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意识形态建设失败，“举白旗”不仅是精神受辱，全民族将沦为被“奴役”的对象，这是任何经济建设成果都无法弥补的。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面对着新的形势和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对中华民族的安全大事的底线来说，一是粮食安全，一是意识形态安全。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粮食转基因灭种，文化转基因灭族。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和阐述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六个方面高度概括了我国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为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命题。
什么叫高质量发展，除了经济、科技高质量，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高质量发展，文化的“软实力”建设，必须“硬投入”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信仰和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先要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夯实社会民众核心价值认同的思想文化基础，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我们说党中央权威是风雨袭来时最坚实的靠山，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这一重大结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民心基础和现实基础。然而民心基础作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
为了应对百年巨变，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1月28日就做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重点工作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除了是物质文化建设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建设的目标。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和国运兴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铭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是激励我们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也是永保共产党先进性的基本保障，这就是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高质量。
意识形态建设就是“同心工程”，全社会要形成长期的组织动员能力，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即“三观”是否一致。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是个硬指标，尤其是大灾大难、大是大非面前，得民心者得天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这个“强大精神支撑”就是意识形态建设，只能加强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
3、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必要性。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2020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产业支柱。习近平更是将传统文化看作是“独特战略资源”。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文化价值在市场规则体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与经济价值、生物价值的兑换，这是文化产业出现并发展的基础动能。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人类超生物能力的构建过程。比如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低劣武器装备下战胜美军的胜利，就是超生物能力的胜利，是“文化战斗力”的迸发，其本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诗·大雅·烝民》)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这种“文化生产力”的巨大能动性更是不胜枚举。
尽管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是不能用经济来衡量的，但是，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能动性是不能忽视和放弃的。而且，掌握政治文化即意识形态主动权的政党，更是需要在经济中放大和促进某些意识形态活动的要素，相辅相成地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个“支柱性”除了具有物质的属性，还要具有精神的属性。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关系到民族的长治久安。因此，文化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表现在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力上，就是表现在树立自己本民族的意识形态上，而不仅仅是表现在科学技术的使用手段和经济产出的利益上。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17日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指出，“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守正创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习主席关于文化要素资源、文化产业两个属性、文化产业两个形态的最新论断。在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在中华民族凝神聚气、培根铸魂中的价值同时，揭示了文化产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高层面和最深基础。习主席讲文创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实质上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工具。显然，文化产业绝不能唯利是图，文化产品和服务地经济属性要从属于意识形态属性。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吃住行游娱购的文化消费支出，正在不断被文化IP赋予具有黏性的内涵。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西方的意识形态就是通过具有黏性的文化消费，不断输入、甚至是植入当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近些年来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一直面临着国内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自觉性的衰减与退化，以及国外文化渗透两个方面的挑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而文化产业自身所兼具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属性”，使其能够通过文化产品的形态输入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因此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已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支撑，以及国家综合国力中文化力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一定要抓住民族和时代的命脉做选题。从腾讯打造消费主义流量的“泛娱乐”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文创”，从“范冰冰现象”到“国家英雄”的树立，从“资本控制”国民情绪到回归民族精神控制国民情绪，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
这种拨乱反正，不能说是及时的，但是极其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开发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要在统合社会主义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深植价值信念的基点，而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全面瓦解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如今在互联网的“快速切割”和经济的“沉重撕裂”下，江湖上充满着“惊诧”“敌视”“忽略”“遗忘”等迷茫，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被侵蚀。专栏作家黄章晋有篇文章叫《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说的就是这种民族统一意志的割裂。对于老百姓来说，文化产品描述的中国华夏文明不能只是个遥远的传说，或仅仅满足于被加工成孔子老子的只言片语，我们不能遗忘文化产品的“超级力量”和影响。比如，近现代中国唯一一次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拥有了精神气，就是《毛泽东语录》的传播，亿万人拥有这个东西，如同雨后春笋，让人们意气风发地站了起来，这就是中国意识形态文明在近现代第一次大规模普及到几乎每个人。如今，几亿人刷屏王宝强离婚案和争宠小鲜肉这种泛娱乐文化运动，这种资本战胜意识形态的恶疾，背后中的就是西方和平演变的蛊惑，细思极恐，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的文化作为支柱产业，不能让华夏意识形态束之高阁，不能作为小圈子里放着落灰的文献，要让每个人知道，我们在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让意识形态成为每个中国人内心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图腾。我们的文化产品要把少数精英的忧郁和焦虑，较变成大众的，尤其是青少年的忧郁和焦虑，这是我们经济领域、文化产业面临的意识形态任务。
4、保护、传承、弘扬炎黄文化的机制、模式与中华民族的培根铸魂的必要性。
国家和民族的命脉不仅仅在于军事、经济，更在于文化。党中央制定文化大发展的国家战略，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战略，不仅仅是诗和远方的浪漫，它更需要表现出树立民族信仰、传播民族文化的教化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治国理政的文化大发展战略，多次提到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文运兴则国运兴，这些都是伟大复兴中国梦最根本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必须认清面临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任务。在思想认识层面，目前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当代主流精神价值的把握力不足，即精神导向的不足;二是对精神文化地标的认识力不足，即物理(景物情理)导向的缺失;三是文化价值的创造力不足。
在文化价值的创造力层面，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文化战略必须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制度层面，国家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自觉，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需要系统性的构造;在精神层面，伦理型的中国文化期待一场新的伦理复兴和伦理觉悟，以及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再造“运动”。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对民众信仰、信任、信心的破坏之重、影响之深，用轻描淡写的所谓教育，己不足己挽回急速滑向崩塌的“三观”。因此有必要拿起历经5000多年风雨检验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武器，保护、传承、弘扬炎黄文化的意识形态。其精神标识是祖宗崇拜，其纽带是血脉根亲，其机制是伦理礼法，其当代价值是“凝神聚气”“培根铸魂”。
炎黄开创的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找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在四大古代文明中独存的解码器，这就是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中华民族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炎黄开创的文化历史延长线上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 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炎黄文化是诞生于农耕文明下的世俗主导型文明，是一个有祖宗崇拜传承的文化。“培根铸魂”“凝神聚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主轴。中国人自古就有借祖宗和神灵来安慰自己的社会信仰机制，中国人对天发誓与对祖宗发誓兼容并蓄。
意识形态是人的立场、观点、方法，首先就表现在信仰上。人如果有了信仰，就会在精神上有所依托。信仰就是心理依赖、族群凝聚，是人类各民族皆有的最基本的意志。国家认同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源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华民族是个有信仰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个有信仰的文化，这个信仰的特点是，黄河、黄土地、黄皮肤是中华民族的底色，母亲河两岸血脉根亲的姓氏是中华儿女的胎记，姓氏寻根这个揪心的乡愁是5000多年文明传承的调性。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先祖的伟大功绩，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
英国思想家培根《论真理》里中有一句哲学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存在时万物存在，人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万事万物都是依赖于底层法则和底层结构才得以运行的。黄河文化给中华民族确立了底层法则，炎黄文化给华夏民族建立了底层结构，血脉根亲是这个法则和结构的最基本构成，即源于黄帝、炎帝、蚩尤三祖建立起的氏族血缘根亲的认同。
从社会组织上看，黄河文化、农耕文明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了血缘根亲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形成了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伦理文化，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上层建筑。5000多年年的中国，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维系大一统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伦理的手，在牢牢地控制着中华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血脉根亲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传承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在奴隶社会表现为社会心里依赖，在封建社会就表现为社会伦理秩序，在近现代社会表现为社会族群凝聚。新中国成立前，3000年的奴隶社会、2000年的封建社会，根亲、血缘、姓氏、联姻、通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封建社会有“皇权不治县下”之说。我们看到，治理县下，一般都是由族长担任乡村领袖，维系、协调一方。族长的权威源自血缘根亲，其治乡理念亦是源于血脉根亲的伦理，在宗祠、家庙处理最高事务和裁决终审。在其手中，政权制度、法律制度都弱化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从乡村角度讲，实质上很大成分是血缘根亲“自治”。这种“自治”主要靠的不是政权、法律，而是用“家法”伦理维护社会秩序，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局面。
在这个伦理观教化下，形成人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底线，他可以没有任何主义和理想，但是，他不能没有血脉根亲;人们可以不讲主义和理想，但是不能没有对血脉根亲的信仰。特别是2000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治国，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如父子，是用血脉根亲关系维系或巩固政权关系。孔子复礼的核心纽带是伦理，伦理的核心纽带是血脉根亲，血脉根亲的核心纽带或标识就是源于三祖的氏族与姓氏。这就是黄河文化、炎黄文化最传统的治国理政生态内涵。
从家庭组织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这个伦理型文化的特点、结构和体系可以概括为三条主根、两条主脉。三条主根就是以黄帝、炎帝、蚩尤为代表的血脉根亲氏族社会，最终由黄帝完成了大一统的氏族部落邦国的建立，形成了中华民族原始的文化共同体，即民族意识形态。两条主脉一个是“把生命照看好”，另一个是“把灵魂安顿好”。可以说，中华文化的一切根底，中华民族发展动力的一切根底，就是两句话：把生命照看好，把灵魂安顿好。把生命照看好，因为有了孩子，子子孙孙都生活在希望和未来之中;把灵魂安顿好，因为有了血脉根亲的纽带，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传承之中。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就是，上要对父母祖宗负责，下要对子女儿孙负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个意识形态既是维系中华民族5000多年香火不断的尊老爱幼的美德，更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有效体系和机制。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樊浩教授组织了全国性大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伦理型文化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城镇化和独生子女化，但是中国人光宗耀祖、荫及子孙的伦理观念，这个根亲文化、家国文化的主流依然流传。每年春节，全国各地的人都回家过年，这就是以根亲文化为基础的伦理文化的延续和最真诚的最真实地表现，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当代基础。回忆乡愁不是倒退，是回望源自祖先的灵魂，寻找回家的路。过年回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这是心理依赖和族群凝聚的最好表达。
但是，应该看到，春节回家和传统迎新年的文化习俗等传统文化力量正在随着“现代化”的格局构建而减弱，其直接结果让我们看到新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在动摇伦理根亲的基础。为此有必要成立专业委员会，组织传承、实施传统民俗、伦理活动。思想上的认识，离不开组织上的保障，这样才能有效地抓住行动上的落实。
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华文化地起源来说，炎黄文化故里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炎黄二帝联合战败蚩尤，一统天下，开创了华夏民族立起来的模式 ，开辟了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5000多年的道路，开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原生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后人将这些成果概括为炎黄文化和炎黄精神。炎黄文化和炎黄精神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从炎黄文化故地启程展望，就厘清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在100年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就是源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传承炎黄开创的生存模式、文化生态下的中国人，在进入到工业社会时代，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又引进并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这是时代进步给炎黄模式和生态赋予的新的使命与内容。炎黄生存模式、文化生态一直在海纳百川、包容共济中生存、发展。而且，炎黄模式这个本土原创的文化生态一直没有被消灭或被取代。2021年3月22日下午，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意识形态的安全就是如何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信仰，维系血脉根亲的凝聚。苏联解体的悲剧、亡党亡国的教训，应该教会了我们。重蹈覆辙已不是悲剧，而是愚蠢了。一些所谓的“文化精英”在西方思想影响下文化立场和文化心理的转变，也是教训深刻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精神文化世界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问题。民族文化出了问题，被消灭的民族是回不来的。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族群凝聚、集体认同、统一意志，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的基石，是四大文明古国在东方独存的内在根基。人心乱，族必乱，国必亡。世界历史上被灭掉的三大文明古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民族信仰还是民族修复的标准。海纳百川、包容共济下的民族修复机制，是炎黄文化留给中华儿女的一笔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信仰源于根亲血缘，根亲血缘源于黄河文明农耕文化的集体劳作。黄河文化源于先民的心理依赖和族群凝聚，源于农耕文明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和合相聚。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下，许多国家的灭亡与分裂，根本原因是民族修复的失败。因为有信仰就有了民族修复的标准，因为有文化就有了民族修复的能力。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遭遇到欧美列强的冲击时，已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连续历史的伟大文明，无论遭遇到的什么样的挑战和冲击，甚至是血腥的杀戮，中华民族历史深处那种“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文明自信、文明自觉、文明自强都不曾消失。
如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融与较量，其本质就是生存与发展模式的交融与较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我们看到，炎黄文化的传承，非常清楚地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特别是以其生生不息的灵魂，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可以说，炎黄文化的传承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提供了历史根基、当代价值。炎黄文化的传承同样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贡献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的重要组成。特别是炎黄开创的“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为中华民族的“国际视野、人类高度”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这一点恰恰是毁于异族异教杀戮的、其他古代三大文明欠缺的文化智慧与文化力量。
二、从民族的千年梦想与国际的百年巨变，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紧迫性。
1、从中华民族21世纪面临的最大、最紧迫的挑战，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紧迫性。
2020年春全球新冠病毒大爆发，美国著名政治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文中说出了他的立场和担忧：“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地启蒙价值观。如果全球从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中退缩，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瓦解。”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西方社会利用我们国家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的这个时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不宣而战”，谋求“不战而胜”。清代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古史钩沉二》中说道：“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西方势力勾结我国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里应外合，辱没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辱没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搞所谓的“颜色革命”，企图颠覆我们的信仰、信任、信心。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所言：“意识形态同一切观念一样都是武器，既能提高国民士气以增强一国实力，与此同时又能削弱敌国斗志。”
抚今追昔，“谈古”的目的是“论今”。黄帝时代仓颉造字鬼夜哭，说明文明对传统冲击之烈。如今新时代科技、知识、信息的爆炸，虽无鬼夜哭，但是落后不是以时期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时代为单位计算了。我们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撕裂”具有了巨大的“不可控”性，文化和宣传舆论领域的价值和作用，不是重要的，而是决定性重要的。2006年哈佛大学凯斯·桑斯坦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他人编制的“信息茧房”。美国反科技“狂人”希尔多·卡辛斯基曾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发出警告：“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
中美大国博弈，暴露出我们很多软肋。思想和理论战线，我们其实处于守势。其中一个致命软肋就是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我们不举旗亮相正面引导，必有“邪教”乘虚而入。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港独”已经上街打砸抢烧了，“台独”蔡英文已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了。从“港独”祸港殃民到“台独”蔡英文再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充分说明意识形态安全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美日韩通过联合建立网络霸权，已经形成了一个影响港台、渗透港台以及控制港台的意识形态舆论同盟，而且早已牢牢深入了港台群众，抓住了港台群众，带走了港台群众“思想节奏”。这就是为什么90%的台湾年轻选民都把选票投给了蔡英文的原因。
美国从建国到如今在全球的穷兵黩武，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公正、普适不仅仅是打出来的，他们要用舆论维持享用这种血腥的道义。他们的影视、政客日常的叫嚣都是这些意识形态宣传。可以说，思想教育，在美国一刻都没放松过。相比之下，中国仅仅只是升国旗、唱国歌，就有人吐槽说是洗脑。
我们已经有所警惕，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特别是担负着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和维系中华民族优秀基因传承的中国共产党，信仰、信念、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都是决定性的。习近平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
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大考和世界性的经济下滑，很好地教育了世界人民。甚至来自西方意识形态阵营的核心人物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2021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一个令西方世界震惊的新观点：“在当前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这次达沃斯论坛，以中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国家元首的观点，形成了否定旧规则的基本共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需要清醒的是，美国不行了，不代表我们自动就行了，我们还有短板和隐患，尤其是所谓的“精英们”满脑子美国灌输的东西。原美国海军情报中心主任汤姆·乔说：“拉拢中国名人作家是一个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行动，收买中国文人十分容易，只要答应他们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行了，乘机鼓励其重点揭露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并紧紧抓住不放。”今年2月20日，侮辱英烈的大V“蜡笔小球”被刑拘，新华微评就此发表评论，用了一个罕见的词汇“言论资敌”。可见，所谓的精英们真的成为了“第五纵队”。
随着网络的传播，“精英们”给当代青少年造成的“三观”和民族感情的伤害，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更不用说对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进步的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更是下流横行。这种状况不能任其蔓延，必须马上以强大的思想意识之力，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凝神聚气，否则真的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2、我们不想动摇别人，我们只想坚定自己。我们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我们需要树立自己的航标灯。
打铁还需自身硬，从根本上讲是要做好自己。美国霸凌主义无法阻挡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繁荣和兴起，因为这些产业的背后是一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政策体系、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的结晶，没有几十年根本无法撼动。而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垮台的是自身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重大失误甚至是颠覆性错误。因此，站在历史正确、道义正确的一边，上下一心，坚定信心，坚守底线，保持定力，这些都需要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共十九大提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但是目前对人民有信仰的认识和实践力度，尚难以满足百年巨变和千年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是中国梦的最大瓶颈，没有了“三信”，我们就只剩下梦而没有中国了。因此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着力点在动线上、在流程中，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地推动意识形态建设。
西方的拜神和东方的拜祖，都有“地标”做载体。美国纽约的所谓自由女神像这个“物理地标”，是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航标灯。我们也需要华夏民族意识形态的航标灯。中华根民族魂是全球华夏儿女的共同伦理信仰。在当下互联网便捷联系的时代，中华儿女更需要一个共同的精神地标，供全球华夏儿女“回家看看”。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价值是，起于文化认同，终于政治认同。所有的思想理论宣传，已在精神领域里树立了灯塔，但是，在全民宣传教育中，还需要一个物理灯塔，这个精神仰望和思想寄托的载体不是虚无的，要实实在在地给人们在眼前树立起中华民族的航标灯。这种精神地标，就是培养意识形态的工具，它是用实物、用实事来培养树立价值观，而不是空谈口号，我们缺的就是这些实事和实物。如果没有这些载体、没有实事和实物，那么我们现在宣传的多数都是空谈口号。
新时代、引领时代需要精神的物理地标。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地全国各地的英雄纪念碑，是革命文化的地标，起到了非常好的教化作用。可是中华大地上到处耸立的更多的是外来宗教造像，我们的民族情绪是靠外来偶像带节奏，还是靠中华始祖带节奏?这种争夺和较量是绕不过去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说：“对一个传统社会地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目前炎黄文化故地的文化建设有底色无亮色。炎黄文化的精神标识、意识形态价值的认识、挖掘不够，这种缺憾对炎黄文化故地来说是个巨大机会。当前各级、各界强调炎黄文化故地经济带动选题的多，提出文化带动选题的少。“经济带动”和“文化带动”，也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学术界、理论界用“大场域、大结构、大体量、大功能、大气数、大命运”描述所谓的“大文化”“大文旅”，实质上都是隔岸观花，不着边际、不接地气、不通神明。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本质是人的能动性，这个能动性是什么?这个是需要研究、解释清楚的。意识形态建设才是最主要的，山川河流都在其次。诗和远方“大文化”“大文旅”的核心不仅仅是观光、娱乐，更重要的是内心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民族意识形态的关照。
一些地方正在努力把拜祖等传统文化活动作为“大文化”“大文旅”的重要构成，但是如何把“大题材”做成“大项目”“大地标”“大价值”，认识上尚缺乏“大思路”，行动上缺乏“大手笔”。关于拜祖炎黄二帝，历朝历代都有“官拜”和“民拜”之说。对目前一些地方主流的“官拜”，是否获得或引领“民心”，要有清醒地认识。各地普遍的情形是，放弃民间祭拜的组织和发动，由官方组织少数人代表“例行公事”祭拜，本应是常态化、深入化大力加强的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建设，被少数人“政治作秀”所代替。
意识形态是心灵工程，因此要以真心引民心、用诚心赢民心，以实干求实效。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地官拜的主流导向已确定，但没有形成最高级别的统一，甚至不同的炎黄文化“故里”的人居然以“独尊”而互相诋毁他乡。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从上到下的一个统一的民族导向，民族意志。培根铸魂，凝神聚气既是对5000多年年文明传承经验内涵的总结，又是对今后千秋万代绵延不断的展望。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和目的主要在民间，意识形态仅满足于上层，这个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满足于全民，这才属于文化。
千年复兴、百年变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推动物质世界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精神世界的打造。文化战略需要旗手、需要举旗，需要导向、需要地标。5000多年前华夏人文初祖炎黄二帝的出生地和建政立业的故地，这个被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文化自信的源点、支点，还没有深挖其蕴含的时代价值，没有建立令人仰望的地标，没有形成全民族凝神聚气的场域，没有形成中华儿女培根铸魂的圣地。因此，我们建议在炎黄文化故地兴建全球华夏儿女、中华儿女共同仰望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地标，以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习近平语)的代表性地标，即兴建具有国家级、中华民族级标志性的黄帝、炎帝、蚩尤三祖巨型立像及百姓拜祖广场。树立华夏儿女的仰望地标，改变目前中国到处都在建外来宗教巨像，到处都在仰望别人的祖宗的现象。要心中有魂，脚下有根，这是民族精神的召唤、凝聚、回归。“ 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 ” （习近平语）， 事关中华根、民族魂的千年工程，不忘初心，培根铸魂，凝神聚气，炎黄二帝不能缺失。
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炎黄文化故地兴建炎黄二帝圣像，比如在新郑黄帝故里树立黄帝立像、在陕西宝鸡炎帝故里树立炎帝座像、在洛阳新安树立“三祖和合”群像，作为意识形态地标建设，成为炎黄文化故地祭拜大典升级为“国拜”的必要配套。项目的落成，既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开发文旅产业的重大举措。上可治国安邦，下可惠民安民，体现炎黄文化故地对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担当。其文化产业的战略价值、发展势头、关联带动、贸易优势、就业水平等，都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作业面和展开项。要让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产业实实在在地获得商业利润，又要在商业利润中表现出来自文化的价值。这也是炎黄文化故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使命与文化产业内涵。
三、从党的理论宣传建设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可行性，从历史文化基础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可行性，从人心基础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可行性，从法律基础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可行性。
1、从党的理论宣传建设看意识形态地标建设的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来，党的理论宣传战线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这既是党的宝贵经验和重要优势，更是民族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优势。党在100年的理论宣传实践中，建立了理论武装头脑的学习制度体系、健全了理论宣传执行落地的制度体系、完善了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机制、制定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了理论宣传工作队伍建设长效机制，形成了以理论优势提升思想引领力、以内容优势增强理论吸引力、以情感优势提高意识渗透力、以深入优势扩大品牌影响力。党的理论宣传在100年的实践中，发挥出的强大超物质、超生物的能量，是毋庸置疑的。党的理论宣传建设是意识形态地标建设有力的思想保障。
同时，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民本思想与炎黄开创的5000多年年炎黄文化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党需要领导民族高扬精神地标和旗帜，炎黄文化故地需要开发民族文化旗帜、举旗亮相。新时代要有新突破、新作为。站位、视野、格局，要求把重新认识炎黄文化故地历史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上。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3日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的讲话中饱含深情地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这个根和魂就是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黄河文化国家战略就是民族身份的确认。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学习，就是民族自信的确立;炎黄文化、炎黄精神的弘扬，就是民族旗帜的树立;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
党的理论宣传建设体制、经验、成果，是坚强的软实力，给民族的意识形态地标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从历史文化基础看，重新认识“炎黄文化故地”的意识形态价值，构建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地标的可行性。
5000多年前，炎黄二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荣誉。今天，中华儿女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扛起了光荣与梦想。21世纪，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跨越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都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划时代“界面”。中国将再一次以强大的政治智慧、科技实力、文化底蕴成为新时代的主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文明史的逻辑新起点，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判断。
“中华根、民族魂”不是空洞的口号，炎黄文化是全球中华儿女灵魂连接的密码，它是多民族的中国，在5000多年历史进程中最有效的黏合剂。培根铸魂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曾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来阐释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从多元(源)到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发展进程。他指出：“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多元一体的内在机制，就是同心聚力的意识形态。一些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认同的分裂。国家认同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源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源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需要共同的目标。共同目标的诞生地、共同文化认同的原点需要一个共同仰望的精神和物理的地标做支点。同根同祖同源，是和平和睦和谐的前提。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文化就是人类群体在长期生活、生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等行为规范。文化的产生和所处的地理环境、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包括某一特定群体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生存的方式、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相应的规则制度，还有与此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千年复兴的中国梦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思想根基上的伟大事业，古老的炎黄文化走到今天，依旧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炎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主要构成，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地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 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背景，其中不乏对黄帝时代首创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伦理文明、生产文明、生活文明、科技文明等成果地集中提炼。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指出，诞生于黄帝文化时期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智慧和价值观念，比如《尚书·尧典》《尚书·舜典》表述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和谐万邦”的大同思想、“以德行政”的理政问题，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治国理政理念。这个创始于炎黄时期的优秀基因一脉相传至今，这也是炎黄文化价值观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一个民族要创造历史，首先就要找到自己的历史道路和足迹。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足迹延续的轨迹。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民族一路“孤独地”走到今天，经历多少次外族入侵，政治的高压与军事的杀伐，都没有消灭中华民族，靠的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同时，中华民族的历次兴起，无不是在文化大繁荣的时期，人们表现出的极大的创造力。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先后经历了资源竞争——制度竞争——文化竞争三个阶段。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开始靠自然环境，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诞生在资源富饶地方;后来开始依靠制度，比如西方率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诞生了现代社会制度和体系，并发生了工业革命;未来靠什么?靠文明。一个国家的文化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能走多远、飞多高。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民众通过参与“信仰事件”、更新知识系统、建立思考框架、形成文化自觉的最大公约数。
同时，在炎黄文化故地立像祭拜，于史有据，有法可依。比如各地祭拜炎黄二帝，从汉代起，典籍就多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祭拜炎黄二帝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因此，于史于法，各地祭拜炎黄二帝皆应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培根铸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神聚气”的圭臬。
3、从人心基础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到东风。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要求我们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凝神聚气”“培根铸魂”。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如何抓住文化优势、深挖文化资源、做好文化选题、实现文化突破、落实文化担当?如何在加快国家文化建设，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扛起使命、把准方向、交好答卷?
炎黄开创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态度、文化动力、文化定力，形成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所有生存在这个疆域里的后代“精神不死”、一脉相承。炎黄开创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本位文化的确立，一经形成，万古不灭。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改朝换代、各种革命，炎黄模式依然指导并适应时代的前行，说明它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这就是它的合理性，因而在历史发展逻辑中传承。世界文明史一路走来，我们看到炎黄精神和炎黄文化的伟大，“是博大精深到无法从地球上抹去的文化;是亡国灭族都无法让它中断的文化;是抽去它世界历史就得完全重写的文化;是连征服者也不得不心服口服虔诚皈依的文化。”(冯八飞《我的中国性格》)
炎黄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志、品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000多年的历史尽管跌宕起伏，异族异教涌入，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华民族从未脱离炎黄开创的这个自尊、自强、自立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的轨道，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的幸存。从炎黄创立的这些模式，我们隐约看到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4、重新认识“炎黄文化故地”的意识形态价值，构建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地标的价值与意义。
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四大文明古国独存的事实足以证明，“炎黄文化故地地标”的意识形态和物理形态建设，是一个真理性的正确抉择，这绝不是什么“摸着石头”怎么怎么样的探索，这就是我们民族基因延续的根本命运问题。
炎黄精神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文化胎记、文化底色和文化调性，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觉悟、国家意志、民族力量、国家精神价值、人民幸福标志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炎黄精神、炎黄文化、根亲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延续和发展，已经成为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其在中华民族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民族复兴，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砥砺奋进，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炎黄文化、炎黄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炎黄精神、炎黄模式、炎黄文化生态，是一笔宝贵财富，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资借鉴的标的。如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既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信仰。
这就是炎黄文化的历史根基、人类高度、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这就是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范畴，深刻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豪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培根铸魂的原因。
在炎黄文化故地树立地标的意识形态建设，是个大事业，需要大格局谋划、大品牌参与、大项目推动、大合作聚能、大形象宣传、大出彩亮相，精细化布局、生态化建设、持续化发展。希望社会各界看得到、听得懂、做得了。
作者简介：
黄海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河南根文创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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